中国元朝末年农民起义的历史背景

中国元朝末年农民起义的历史背景


发布日期: 2016-10-24 更新日期: 2016-12-26 编辑:xuzhiping 浏览次数: 7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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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帝位之争 武宗(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

帝位之争

武宗(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比如元英宗时的“南坡之变”,文宗时的“天历之变”等。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贫富分化

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

财政困难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做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通货膨胀

众所周知元代时钞法大兴,中统、至正、至大等钞均是通货,又加上滥发钞票也就是不顾市场需求量而印钞票;除此以外,因为滥加赏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只好动用钞本(用来稳定币价的,也就是说百姓可拿着钞票去兑换等量足值的金银铜等本位货币,没有钞本就无法保证币值稳定),造成币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货膨胀严重。

腐败严重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 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 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

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天灾不断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继而起。

抗税斗争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 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 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碱土地,也作熟地充数。“苛急烦扰”,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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