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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文坛上仍然沿袭着晚唐、五代的颓靡纤丽的风气。
北宋王朝“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有余”，
官僚、地主奢靡成风。颇有作为的宰相寇准，
有诗云：“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搏前听艳歌。”
北宋官僚家中，大都蓄养歌伎，金尊檀板，纵情享乐。
文风的颓靡纤丽正是这种社会风气在文坛上的反映。
北宋初年，在文坛卓然自立，有所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山东钜野人。他曾有志于改革弊政，三次遭到贬谪。
他的诗文都很为当时人所推重。
王禹偁晚年写了一首《点绛唇》：“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他平生的政治抱负没有得到施展，含恨离开了人间。
真宗统治时期，朝廷上出现风靡一时的所谓“西昆体”。
欧阳修称它为“时文”。杨亿、刘筠等文学侍臣在为皇帝撰写诏令、
编修故事的公余之暇，作诗酬唱，编为《西昆酬唱集》。西昆即由此而得名。
宋初，词也同诗一样，沿袭晚唐、五代花间派的词风。
著名的词人晏殊也没有能摆脱五代绮丽词风的桎梏。
他们把词当成“娱宾遣兴”的作品，所描写的都是那种在秦楼楚馆、
酒后歌余而浮起的春恨秋愁，离情别绪。
对于文坛上这种因循萎靡的气象，人民当然是厌恶的。
一些有识之士也力图加以改革。但是传统的惯力很大，需要几代人多方面的努力，
才可能有所改易，重建起新的风格。仁宗时，政治改革的呼声高涨，
文坛上的革新之风也相应地兴起，在诗、词方面逐渐树立起宋人的独特风格。
宋诗的奠基人当推梅尧臣、苏舜钦和欧阳修。
梅尧臣
梅尧臣，字圣俞，时称宛陵先生，安徽宣城人。
他一生做小官，家贫，自言是“瘦马青袍三十载，功名富贵无能取”。
他在当时诗名甚著。针对诗坛的纨靡空乏的风气，梅尧臣提倡一种古淡深远的新风。
他的一些写景诗句清晰如画。作为一个宋诗风格的开创者，
梅尧臣的诗有时失于过分朴质、生硬，过分散文化、议论化，
但他所开辟的道路，正是宋诗发生转折的方向。
苏舜钦
与梅尧臣齐名的苏舜钦他的风格“少慷慨，有大志”，
几次上书评论时政。苏舜钦在两宋诗人中是最早的一人。
对时政的抨击，他也比梅尧臣更为大胆和激烈。他的诗雄健豪放，但不免粗糙和生硬的缺点。
欧阳修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他是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主将。
他继承了韩愈以文为诗的道路，诗风也一如他的文风，文从字顺，
清新流畅。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散文的改革上，但由于他的政治地位较梅、苏为高，对诗坛的影响也较大。
对词的发展有所贡献的张先，和柳永齐名。
柳、张的词，一方面保持晚唐、五代以来含蓄婉约的特点；
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浅露，言尽意尽。他们在词的表达方式、
体裁形式方面都带有某种过渡性质，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经过上述诸人的提倡和实践，宋代的诗、词进入了繁盛时期。
王安石
政治家王安石，在诗和散文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
王安石极重杜诗，推崇杜甫的忧国忧民，
“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
社甫的这种精神，深为王安石所叹服。
他的晚年在律诗的技巧上力求精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苏轼
苏轼，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蔚为一代名家。
父苏洵、弟苏辙，都有文名，一时合称“三苏”。庆历以来，
士大夫中谈论政治改革是一时的风气。苏轼早年也谈改革，
但是，他所提出的主张，除役法改革外，其余都很平庸，缺乏政见。
秦观
秦观的成就主要在词。他善于刻画，情韵兼胜，但气格不高，
纤弱无力，在风格上接近于柳永。苏轼就曾指出：
他的《满庭芳》“山抹微云”中，“销魂当此际”句是柳永的词语。
北宋末年，以宋徽宗、蔡京等为首的统治集团沉湎于穷侈极奢的享乐之中。
这种风气也给文坛带来了影响。贺铸、周邦彦就是这种影响下产生的作者。
他们的作品都是满纸风月。周邦彦的词，南宋人陈郁说是“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
戈载说：“其意淡远，其气浑厚，其音节又复清研和雅，为词家之正宗”。
近人王国维更说他是“两宋之间，一人而已”，都不免褒扬过分。
周邦彦的词主要是写男女之情，只是较柳永稍为含蓄。
但他精通音律，能自度曲，所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
在词的格律、法度和型式上有所创制，开南宋姜夔、吴文英等人一派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