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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 当数学家冯诺伊曼及经济学家摩根斯特恩在普林斯顿写出对策论这部旷世经典大作时， 其研究基础是根据一项公理（即基本假设）：参赛者皆为完全理性的个体。 这两位科学家假设，所谓的“经济人”拥有相应环境的全部信息， 即使最复杂的问题也能够在一瞬间解出， 不受个人喜好或偏见的影响，总是可以做出正确的数学决定。
几年后，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国经济学家阿莱发现， 回答问卷时，右问卷涉及的情况概率很低而奖金很高， 受访者往往会做出“错误决策”，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违反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 几十年后，史坦福大学的特沃斯基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卡尼曼发现， 不管是在一般情况还是在重大的特殊情况下，市场参与者， 包括生意人、博士或一般消费者， 他们所做的决策往往与理论家建立的公理相反（卡尼曼获颁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理论家并不容易被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击倒， 他们把不按公理出牌的经济人贴上不理性的标签。 科学家坚持，理论是对的，社会中总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反应错误。 这些经济学家没有察觉 到，固执地坚持这项信念，只会与现实渐行渐远。
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 试图解释金融市场中的投资人行为为什么常常与对策论的预期不一致。 他提出“有限理性”的理论。西蒙注意到， 人们获取信息时必须负担成本、面对不确定性， 因此无法像机器一样执行计算。他的发现离事实又更进了一步。 但这项新发展也不是万灵丹，金融市场上观察到的异常现象愈来愈明显。 输赢金额超出一般水平的次数，远比传统理论所预测的更频繁， 波动程度也超过预估，过高的预期造成价格上涨。 那些根本不在乎冯诺伊曼一摩根斯特恩公理的市场玩家， 屡次创造出比理性同侪更好的获利，因此科学家必须进一步寻找别的解释。
在20个世纪中，经济学家经常向其他学科寻求工具， 来协助他们回答关于决策科学与金融理论的问题， 而新一代金融理论中的热门学科是进化生物学。 知名大学的教授们把进化金融理论当做研究重点， 谣传基金经理人也在应用这个新领域里最近的研究成果。
2002年初夏，瑞士证券交易所邀请全世界的科学家与从业人员到苏黎世参加研讨会， 发表他们的最新成果，而与会者不忘批评古典对策论已脱离现实。 古典金融理论假设，投资人会通过聪明的投资策略， 尽量极大化其长期收入的贴现值。进化理论学家则指出， 投资人只不过是遵循几条历经不同状况后所得出的简单规则行事而已。
如同生物学过程，经济学家也建立了社会经济发展模型， 包含选择、突变与遗传，以模拟一连串学习过程及创新的激流。 在快速且一个接一个的对策中，投资策略扮演动物物种的角色， 依据自然选择的原则，将资本分配给不同的策略。 投资基金以可获利的策略来吸引更多资金而更加兴旺， 投资策略不良的基金则最终会消失。此外， 存活策略必须依循自然选择的法则，持续自我调整，以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
最重要的问题是，哪种投资策略能在充满不确定性且经常发生灾难的环境中生存？ 如果几个投资策略一开始是同步运作， 那么哪个策略能够长期存活？交易者对外来的意外干扰如何反应？
牛津大学的格拉芬在会议中提出的论文，是回答这些问题的范例。 在他的模型中，市场玩家被视为生物，为了自身能达到最高的适应水平， 他们经受自然选择过程且依据环境及竞争者的策略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格拉芬发现，投资代理人并不像古典理论所说的， 会陷入复杂的计算当中，他们只会遵循简单的法则。 如果这些法则成功了，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 他们在市场上的渗透率就会增加。在某些情况下， 他们的优势反而有害，一旦弱势的策略消失， 就算成功的策略也不再产生高报酬，因为没有剩下的人可供掠夺。 于是成功的策略也逐渐消失，就像猎物消失之后，肉食动物因为没有猎食对象，只好走向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