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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奴隶社会，因生产力提高，剩余产品自必增多， 而且由于国家的形成，经济活动领域亦随之扩大，加之奴隶主贵族生活的要求日高， 故商业也日趋发展。关于夏代的商业史料颇少，故这方面的活动情况知道的不多。 到了商代，社会已进入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都有较大发展， 因之商业亦渐呈欣欣向荣的趋势。贸易活动范围不断扩大， 数千里外的珍品，如产于西北的松绿石以及东南沿海的海贝、海蚌、鲸骨等， 都从遥远的地方交换而来。远方贸易是商代开端的，商人往来各地， 因而外族人便称贸易人为“商人”。从一词双义，即可体会商人重视商业活动。
考古发掘小屯殷墟遗址，就曾发现海贝、海龟、玉、鲸骨等遗物， 即可证实其时商业活动范围之广泛及贸易繁荣景象。 《商书•盘庚》有“若挞于市”、“用永地于兹新邑肆”、“以迁肆”等记载， 殷彝〈乙酉父丁彝〉亦有“市”字，表明殷已有较具规模的“市”。 按“肆”本意指同类商品陈列的行列，“市”系由若干“肆”聚合而成的。 看来这里时市似乎已有一定的组织规模。不仅殷都大邑有市，殷都附近的都邑也有市。 为适应交换需要，商代曾以贝作货币。大概因真贝数量有限，只能充作珍贵饰物， 故不得不以骨、玉石仿制品来作交换手段，投入流通。 至商代后期，还出现了铜贝。这些贝币主要都是用于奴隶主所属的官贾贸易的。
至于民间贸易，则依靠近地进行物物交换，而且主要都是一般生产与生活的必需品， 与奴隶主们所从事的以奴隶及奢侈消费品为主的商业活动，自必判然有别。 虽然商代商业较夏代发达，但实际上仍处于初级阶段， 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是很小的。商人重商，而周人重农， 视农为本，商为末。这种风尚，在西周初期的文诰中就明显地反映出来了。 因此，西周初期的商业未能继商末之后，取得进一步的繁荣。 至西周中叶，情况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商业亦渐渐成了西周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继承商代旧制，西周主要的商业都由政府经营，而且是专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 当时推行“工商食官”制度，商贾主要均为官贾，他们也和“百工”一样， 都隶属奴隶主贵族，由政府统一管理。各大小都邑均建置有集中市场， 并因袭了商代以肆为基础的组织传统。这些官贾交易的市，组织管理颇为严密， 由国家设置专职官员掌握市场的商业活动。 我们从《周礼》所载的春秋战国之际市场组织管理制度， 亦可推见西周后期市制的梗概。市场交换的商品种类繁多， 包括隶奴、牛马、兵器，以及奴隶主贵族所需要的各种珍异等物。 以“朋’’为计算单位的“贝”， 以及以“锾”为计算单位的“铜”，在当时都担负着货币的职能。
不过这种交换手段，多行之于各地官贾，民间贸易基本上仍停留在物物交换的状态。 一般只是拿些家庭手工业产品来互换有无，如《诗•卫风》之“抱布贸丝”， 即为一例。这种交换的规模极其有限，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是微不足道的。 此外，自由民中也有从事商业的。《周书•酒诰》：“肇牵牛远服贾，用养厥父母”， 指的就是这类的民贾。这些民贾至西周晚年，已逐步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商业力量。
上文就农业、手工业及商业各方面，考察了奴隶社会的经济概况。 从这些论述，我们初步体会，奴隶社会前期经济虽发展缓慢， 但自商代中叶以来，逐步加快了发展步伐。至商末， 社会经济渐呈欣欣向荣之势，我们从当时手工业演进的这一侧面， 即可看出这种苗头。进入西周，由于国家版图扩大，政权更加集中， 为繁荣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周工农商各业均颇发达， 奴隶社会经济至此已跨进鼎盛阶段，而新的封建经济因素，也就在这个温床上渐渐地培育起来了。
虽然，奴隶社会的都邑只不过是政治城堡，但政治与经济是密切相关， 互相为用的。因此，经济的发展，势必在都邑建设及规划上都有所反映。 商末以来，都邑建设渐趋发达，规划水平日渐提高，不正是与经济走向繁荣相适应的表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