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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连年在北边与蒙古作战，又在东南沿海抵抗倭寇的侵扰， 军费支出，日益浩大。世宗奉道修玄，屡建宫殿，造成庞大的靡费。 阁部诸臣，以严嵩为首，贪贿公行，侵吞国帑。 官员上下效尤，吏治腐败。明王朝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1.军费浩繁
嘉靖时，军屯制已渐消失，边防军需要国家补助军费（即所谓“年例”）。 卫所军制衰落后，募兵制由国家募兵，按月发饷，也增加了军费开支。 军中将领多方贪污，变军饷为私财。一五六○年， 给事中罗嘉宾等查核倭寇猖獗以来督抚诸臣侵吞军需的数字，高者达十万四千， 次者也有三、五万，其他或以万计，或以数千计。史料保存的军费开支数字， 一五五一年诸边费六百余万，一五五○年十月至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年）正月， 诸边年例二百八十万外，新增二百四十五万有奇，修边、赈济诸役又八百余万。 当时户部每年岁入只有二百万，可见军费开支已成为明王朝的沉重负担。
2.皇室靡费
世宗崇道教，每年不断修设斋醮，造成巨大的靡费。 早在嘉靖初年，户科左给事中郑一鹏即奏称：“臣巡视光禄，见一斋醮蔬食，为钱万有八千。” （《明史·郑一鹏传》）《明书》卷八三记载：“嘉靖中岁用黄蜡二十余万斤， 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为行修玄，还大事营建。 《明史·食货志》说：“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 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 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 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 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说世宗“劳民耗财”过于武宗， 自是史家警世之词，但世宗的靡费，的确也是巨大的。
3.阁臣贪贿
自世宗迁居西苑修玄，内阁权位甚重。严嵩自一五四二年入阁， 参预机务，前后凡二十年，中间一度被黜，再次出任首辅也有十余年。 这二十年是明朝边患频仍的二十年，也是明王朝日益昏暗的二十年。 张廷玉《明史》将严嵩列入“奸臣传”，说他“窃权罔利”。 所谓窃权实为专擅相权，诛除异己。这当与世宗修玄诸事多付内阁， 严嵩“独承顾问”有关。身为首辅而罔利营私，则与张璁的“持身特廉，痛恶赃吏”形成鲜明对比。 一五二二年南京御史王宗茂上疏弹劾严嵩“久持国柄，作福作威， 薄海内外，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 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 “往岁遭人论劾，潜输家资南返，辇载珍宝，不可胜计，金银人物， 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银为之。”“广市良田， 遍于江西数郡。又于府地之后积石为大坎，实以金银珍玩，为子孙百世计。” （《明史·王宗茂传》），一五五八年刑部主事张翀上疏说：“户部岁发边饷， 本以赡军，自嵩辅政，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 馈嵩者六。臣每过长安街，见嵩门下无非边镇使人。未见其父，先馈其子。 未见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富已逾数十万，嵩家可知。 私藏充溢，半属军储。边卒冻馁，不保朝夕。”（《明史·张翀传》）嵩子世蕃原为尚宝司少卿， 后进为太常寺卿。严嵩晚年，世蕃代为处理政务， 更加骄横不法，诛求无厌。家有黄金三万余两、银二百余万两，珍宝等又值数百万。
严嵩父子索贿受官，朝廷上下，文武吏员激增。宪宗成化时， 全国武职人员超过八万，文职约二万余。嘉靖时增至数倍（《涌幢小品》卷八）。 上行下效，自朝廷至地方各级官员行贿送礼，形成不可遏止的贪风。 一五五五年九月，户科给事中杨允绳上疏说倭患不止， 原因在于“近者督抚命令不行于有司。”其所以如此， 又是由于“督抚莅任，例赂权要，名‘谢礼’。有所奏请，佐以苞苴， 名曰‘候礼’。及俸满营迁，避难求去，犯罪欲弥缝，失事希芘覆， 输贿载道，为数不赀。督抚取诸有司，有司取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 督抚靧颜以接下。上下相蒙，风俗莫振。”（《明史·杨允绳传》）一五五八年， 刑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说：“今边事不振，由于军困；军困由官邪； 官邪由执政之好货。若不去嵩父子，陛下虽宵旰忧劳，边事终不可为也。”（《明史·吴时来传》）
严嵩当政期间，不断有人上疏弹劾，遭到严嵩父子的迫害。 一五五一年，锦衣卫经历沈鍊得知严嵩父子在对俺答作战中， 纳边将贿赂，致误边事，愤而上疏，劾严嵩“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等十大罪。 世宗这时一意倚任严嵩，将沈鍊谪佃保安，居住民家。 一五五七年，严嵩父子指使宣大总督杨顺诬指沈鍊交通白莲教徒， 在宣府斩首。一五五三年，兵部武选员外郎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无丞相之名，有丞相之权”， 纵子僭窃，纳贿授官等十罪五奸。世宗将杨继盛下狱， 由刑部定罪。严嵩嘱刑部官员判处绞刑。在狱中三年， 被行刑处死，成为震动一时的冤狱。
嘉靖末年，明廷财政日益窘困，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如上所述， 边境战事频仍、军费浩大、 皇室斋醮营建所费不赀和严嵩父子为首的文武官员贪贿公行是最主要的原因。 一五四四年八月，户部报告“太仓积贮粮米有余”。 但一五四九年史载：“是时边供繁费，加以土木祷祀之役月无虚日， 帮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 乃遣部使者括逋赋。百姓嗷嗷，海内骚动。”户部报告，太仓银库岁入二百万两， 以前一年大约所出一百三十三万，常余六十七万，近岁一年大约所出三百四十七万， 视之岁入，常多一百四十七万。“及今不为之所，年复一年，将至不可措手矣。” （《世宗实录》卷三五一）一五五一年户部尚书孙应奎建议“加派”赋税， 自北方诸府暨广西、贵州外，其他量地贫富，骤增银一百一十五万有奇。 （《明史·孙应奎传》）后来，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 少者亦三百余万，岁入仍不能抵岁出之半。一五五三年所发京边岁用之数为五百七十三万， 竟超出当时太仓岁入银二百万额三百七十三万。 一五五八年二月，大同右卫告警，“帑储大较不及十万两，而边臣奏讨日棘”。 （《世宗实录》卷四五六）明王朝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