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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为便利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命定的地物或地域名称。
所谓地物，既包括山、岭、河、湖、海一类的自然物，
也包括人类建造、利用的一些人工物如运河、道路、村落、城镇、矿山等。
地域则是包括各类自然物与人工物所组成的大小不一、类别各异的区域，
包括政区、自然区以及林带、渔场、工厂、农庄等等。
这些地名所代表的区域是人们经常接触，甚至须臾不离的生活或劳动场所。
因此，地名一出现，就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接触与交往也在日渐频繁与不断加强，
地名的使用也随之日益广泛，它涉及工、农、运输、贸易、民政、外交以及国防等许多部门；
另一方面，在地名使用过程中，地名本身又不断地发生演变。
这种演变既包括地名空间位置的变动，又包括地名含义、语词特征以及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地名更易等。
因而地名研究也就成为适应时代需要和社会要求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
不仅目前所使用的地名居于世界各国之首，而且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地名之多，
更是其他任何国家难以比拟的。
地名一般包括两个部分，即通名与专名。所谓通名，
即山、川、河、湖、郡、县、省、区一类的名称，显示出地名的类别。
专名才是某一类别中地名的特称，有人把通名比作人们的姓，将专名比作人们的名，
仅有姓难以识别其人为谁，单有名也会混淆不清。
在习惯上将寄往安徽省蚌埠市的信写作安徽蚌埠也可以，
可是寄往山西省大同市的信写作山西大同则不合适，因为除大同市外，
雁北地区还有一个大同县，单写大同则会造成邮递困难。所以这个通名不能省去。
通名有时也会转化为专名，例如浙江是一条江名，浙是专名，江是通名，
但在浙江省这个地名中，省是通名，江则是专名的一部分。
又如沙市市与津市市这两个地名中，后一个市字是通名，前一"市字也是专名中的一部分。
目前我国所设的一些县级市中，如万县市、达县市等其中县字也是通名转化为专名一部分的。
我国目前的大小地名，大部分都有悠久的历史，
这是因为1949年以后对于旧有地名可改可不改的一律不改。以县名为例，
北京市所辖的八个县以及由县改区的房山，它们都有悠久的历史，
其中昌平、平谷都可以上溯到汉代。上海市的九个市辖县也都设立在1949年以前，
所以它们既是当今地名，也是历史地名。所谓历史地名，应以1949年为界限，
1949年前地名也称旧地名，1949年后有变更的可称为曾用名，这样比较合适。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人数虽少，
但分布的地区却相当广大，这些民族地区语言也相当复杂，
有些地名可能还是更古老民族命名的残存，加上汉语古今也有变化，
汉译也会有不少分歧，所以探索这些地名的工作十分艰巨，
更需要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与语言学家们与地名工作者通力合作，担负起这项艰巨任务。
我国历史悠久，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很长。在改朝换代过程中，
由于易代改名、换帝改名、以及避讳改名等，使地名的变化更加复杂。
在分裂时期更会形成一地多名或一名多地的混乱情况。
以徐州为例，如果加上东、西、南、北等方位词，则可以多达数十处，
北徐州北面会出现南徐州。与此类似的如豫州的西面却设置了东豫州。
这种混乱情况令人难以捉摸。稍不慎重就会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
地名是语言词汇，在书面语中都具有音、形、义三方面的内容。
客观上“位”的内容也很重要，当然，位的内容也可以包括在义的内容之中。
不过，在解释地名时未能确定其具体位置，则往往算是未得要领，
可见位在音、形、义外，仍有单独列出的必要。在我国的历代政区中，
同名甚至义亦类似的颇多，不用位来区别，则极易混淆。远的不说，
即以清代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政区为例，
同时并存的就有四个新城县：1.直隶（今河北）新城县，治所在今新城县东南的新城镇。
2.浙江新城县，县治在今富阳县西南的新登。3.江西省新城县（今黎川县）。
4.山东省新城县，治所在今桓台县西。如果加上清代前或清代后所设的新城县，
还可以列出一大堆，如不用位来区别，则会纠缠不清，
所以用位作为—项要素来区别地名还是必要的。
义的探索也很复杂。1949年后新设的一些市县如黑龙江省的大庆市，
山东省的东营市以及为纪念革命烈士所设的左权、靖宇、尚志、志丹等县，
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在古代地名中，前人也有解释比较清楚的，
例如山西的闻喜，河南的获嘉，都是汉武帝巡行途中听到平定南越、
捕获吕嘉的消息后新设的县。也有一些政区得名于一些山、川、湖、海等，
这较容易理解，但很多却是古人未加解释或者尚有争议未有结论的。
例如赤壁之战的赤壁就有好几种说法，甚至把苏东坡作赋的赤壁（赤鼻矶）也扯上，
出现所谓“文赤壁”与“武赤壁”的说法。解释地名不能望文生义，
这就是宋人沈括所说的“郢都白雪，误于郢州。东海二疏，误于海州（今连云港市西南）。”
白雪指阳春白雪，是古代髙雅的名曲，即使楚国郢都的人会唱的也不多。
郢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的纪南城遗址，而宋代郢州则在今湖北省的钟祥县境，
与郢都并非一地。二疏指汉代学者疏广与疏受，他们叔侄俩是东海郡兰陵县(在今山东南部）人，
宋代一位学者（《太平寰宇记》的撰著者）在海州境内发现两座古墓，
他认为是二疏的墓，这些都是将古代不同地名混为一谈的错误。
在地名中，字形的复杂性曾给人们带来许多困难。1949年以后，
有关部门曾经对一些生僻字、繁体字进行了简化，
例如：陕西的盩厓县、鄠县、醴泉县、邠县、鄘县、沔县、
汧阳简化为：周至、户县、礼泉、彬县、富县、勉县、千阳。
又如青海的蹇〔门〕源简化为门源，江西的雩都简化为于都等。
可是在翻阅古籍时，难免还会遇到。此外，古籍中还有许多异体字，
有些常用的繁体字也确实是够繁的，还有些字笔划并不多，如沫〔末〕与洙〔妹〕，
汜〔巳〕与氾〔泛〕，都是水名，两字都是相差无几，可是就难于分清。
在汉语中，地名读音往往与字形有关，所谓不认识的字，
往往是指不识其形，当然也就难读其音，上述一些不常见的、简化前的地名就是如此。
不过也有些常见的字在用作地名时却不按通常读音，这确是值得注意的事。
例如：浙江省天台县与天台山的台读〔胎〕，山西省洪洞县的洞字读〔同〕，
江西省铅山县的铅字读〔沿〕，广州市属县番禺的番读〔潘〕，
河南开封市繁塔的繁读等等，这些可能与古音的残存有关。
还有一些地名用字是一字多读音的，例如堡字有的读〔宝〕，有的读〔补〕，
有的读〔普〕。广东黄埔的埔字读〔普〕，大埔的埔字读〔布〕。
两广一带墟字地名简化为圩〔须〕后，和江淮一带圩字地名中的圩〔围〕字却又混淆了。
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地名问题的复杂性可能也高居世界首位。
地名虽有大小不同的差别，但对地名工作者来说，即使是很小的地名，
认识也要正确无误，否则也会造成很大损失，
例如新疆境内有个火车站与辽宁境内一个新设的火车站同名，
由沈阳某厂发往这个新车站的一车皮器材，却错发往新疆，发觉后又由新疆运回辽宁，
试想这该是多么大的损失。又如一艘轮船在海上触礁，发出求援信号，
但救援者査不到出事地点的名称，又如何进行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