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一三年，民国政府颁布《划一令》，全国范围内废府、废州，只保留省与县两级建制。就在那一年，延续了数百年的“河间府”从地图上消失，只剩下“河间县”这一级行政单位。很多后来翻地契、查族谱的人，会突然发现：同一片土地，明清时期写的是“
顺着这条时间线往前追，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块地方，历史上先叫“河间”，后来又叫“瀛州”，又变回“河间”，到了明清，又被誉为“京南第一府”。一个名字接一个名字，背后是王朝更迭，也是地理格局、政治考虑、文化趣味的层层叠加。
一、从水乡泽国到“河间郡”
往前推两千多年，公元前二〇一年，汉高祖刘邦刚刚平定天下不久，在今天冀中平原一带设置河间郡，就此把“河间”二字正式写进了中原王朝的行政区划。
要理解这个名字的来历，得先看那时候的自然环境。今天谈起河间，多数人想到的是一片平展的华北平原，公路笔直，农田成片，很难把它和水网密布联系在一起。但在西汉初年，这里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
那时自太行山东下的古虖池河（今滹沱河）、古滱水（今唐河），再加上来自西北方向、一路裹挟泥沙的黄河，在华北大平原上分汊摆动。主干河流之外，还有大量分支与泛滥区，河道时常改道，洼地多是沼泽。用一句略形象的话说，当时天津市区还没有完全成陆，这一片区域的水文面貌，更接近今天珠江三角洲入海口附近：河多，水浅，地势低，杂草与芦苇漫生，陆与水的界线并不那么清楚。
河间郡的治所，最初放在今天河北省沧州市献县县城东南大约七公里处的乐城一带（今河城街镇魏村南）。从地理位置看，它恰好介乎河水（今黄河）、古虖池河、古滱水三条主要水系之间，既不太靠近山地，也不算贴着海边，典型的“河流之间之地”。“间”字用得很直白——在几条重要河流之间，所以叫“河间”。
从西汉到东汉，从魏晋到西晋，河间郡的名字一直延续，虽然有时改为“河间国”，有时复为郡，但无论封国还是郡县，治所都没有离开过乐城。换句话说，在汉魏时期，“河间”这一名称既是对自然环境的朴素概括，也是对区域地位的确认：它居诸河之间，是冀中河网地带的枢纽。
到了两晋之交，北方战乱频仍，河水多次改道泛滥，人口迁徙频繁，但“河间”二字仍然牢牢写在各个朝代的地理志里。能在战乱之中保持名称不变，本身就说明这里始终被视为“有必要记录”的地方，而不是可以随时合并、抹掉的小县小乡。
一、“瀛州”的出现与文化意味
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让北中国进入一个长期分裂的时期。鲜卑拓跋部兴起，最终建立北魏政权。公元四八七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推进汉化改革的过程中，对州郡设置也作了调整，在平城东南、临渤海的地带设置瀛州，下辖章武、高阳、浮阳、河间四郡。其中，河间郡的治所也由原来的乐城，北迁至武垣城一带（今河北省沧州市河间市南），这算是一次比较重要的行政中心平移。
从这时起，“瀛州”与“河间”两个名字开始同时出现：前者是州名，后者是州下辖的郡名。瀛州治所在今天河间市境内的赵都军城，行政级别高于郡，属于州一级政区。
“瀛”这个字，在传统文化里并不常见，凡是用到，多半带着几分神仙气。古代传说中，东海之中有三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都是神仙居住之所。后来“瀛洲”逐渐被引申为海外仙山、神仙世界的代称，“瀛寰”“瀛海”等词，则被用来指代海内外全境。可以说，“瀛”本身就带着一种遥远、宏阔、略带神秘的意味。
孝文帝将这一片靠海的区域命名为“瀛州”，多半不是随手一取。从他的个人取向来看，这位皇帝一向崇尚中原汉文化，甚至不惜推动鲜卑族改用汉姓、穿汉服、迁都洛阳。给新设立的州取名为“瀛州”，既有面向大海的地理指向，也不排除他对神话传说中“东海仙山”的一种文化化借用。找不到真正的“瀛洲仙山”，就干脆把靠海的一片州城命名为“瀛州”，多少带点寄托意味。
有意思的是，自从有了“瀛州”这个名字，文人墨客对河间一带的描写，明显多了几分“仙气”。在后世诗文中，“瀛州”常被当作河间的别称使用，使原本朴实的地名，多出了一重若有若无的超然色彩。
唐代以后，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写“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说的是神仙之山，但读到“瀛洲”二字，难免让人想到冀中平原上那个以瀛州为名的行政区。到了南宋，文天祥《过河间夜宿家则翁三绝》中出现“不为瀛洲复相见”的句子，已经明确把“瀛洲”“河间”之间的联系点穿。此后的梁潜、赵完璧、戴王纶等人，在诗中用“瀛洲”“瀛海”指代这一带，更像是在用文学的方式为河间补上一层文化滤镜。
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看，北魏设瀛州，是把河间放进了一个更大的框架里；从文字美感和文化联想看，“瀛州”的存在，又让“河间”这块地方，在读书人心里显得不再只是一个普通州郡，而是兼具神话意象与现实地理的“人间瀛洲”。
二、州府更替与“京南第一府”的奠基
行政区划的名字，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北魏之后，北方政权更替频繁，瀛州、河间郡的称呼也几经变动。名号变来变去，有时是因为朝廷的政治考量，有时是因为制度统一的需求，但“河间”作为一个地理坐标，一直在那儿。
隋朝建立以后，为了全国一体化管理，开始对南北朝遗留的州郡体系进行整合。大业三年，隋炀帝时期，将瀛州改为河间郡，郡治所设在河间。不久，武垣县被废，并入河间县，县治与郡治合一，都是在河间（大致相当于今天河间市瀛州镇一带）。从这个变化可以看出，当时中央朝廷有意突出“河间”这个传统名称，淡化“瀛州”这种略带虚幻色彩的州名。
到了唐代，情况又发生微调。唐初沿袭隋制时，仍称瀛州，后来开元、天宝年间曾一度改为河间郡，乾元年间又恢复瀛州之名。此后五代十国以及北宋初年，都没有再改州名，“瀛州”一路维持下来。
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北宋徽宗赵佶在位时期。大观二年（一一〇八年），为体现河间地区的重要性，朝廷将瀛州升为府，改称河间府。不仅如此，当地的军事建制也做了相应升级，设立“瀛海军”节度使，河间府成为节度使驻地之一。从行政级别上看，这一地区从普通州一跃成为府、军兼具的战略要地。
这一步改变意义不小。州升为府，意味着这里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被视为“有份量”的区域。节度使驻防，更说明中央朝廷承认这片地方的战略地位，而不再仅仅是一个水陆通衢的小州。
金代入主中原后，仍保留河间府之名，并把它设为河北东路的路治所在之一。到了元朝，改府为“路”，称河间路；元亡以后，朱元璋建立明朝，恢复府的建制，再次设河间府。清朝沿袭明制，在直隶地区也保留河间府，直到民国废府。
从北宋大观年间到清末，河间府这个名字在中国版图上存在了七八百年。名称的延续，本身就是一种长久的背书。等到明清时期，京师设在北京，河间府恰好位于京城正南方向的通道上，再加上早已有的政治传统，“京南第一府”这样的称呼，便有了落脚之处。
二、“兵家必争”到“京南第一府”
一个地方能被称为“京南第一府”，光靠名字好听当然不行，关键还是看地理位置和历史作用。河间府之所以能得到这样的评价，要从更长的战事史去看。
这一片地带，东临渤海，西接太行山前的台地，又处在几条重要河流的交汇附近，自春秋战国以来就不太安生。春秋时期，齐国向北扩张，攻打孤竹国，曾在这里活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袁绍在河北起势，公孙瓒、曹操等人都在这一带有过征战；北魏南下的进攻基地之一，也在河间周边；隋末群雄纷起，夏王窦建德崛起于河北平原，更是以这一带为重要根据地。
到了宋辽对峙的年代，河间所在的区域成为辽南侵宋的前沿防线之一。再往后看，元末明初，朱元璋北伐蒙元，北上之路也要经过这里；到了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北平南下，多次以河间附近为行军要道。换句话说，凡涉幽燕与中原之间军队往来，往往绕不开这块地。
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以较为凝练的文字概括河间府的特点：“郡境陂泽沃衍，宜于耕植，且地滨沧海，盐鹾之利，军府所资。又舟车通利，四方供亿，皆取给焉。诚京师之南府，天下之津途也。”
这段话读起来略显文气，但意思不难理解：河间府地势平衍，土壤肥沃，适合农耕；又靠近海边，有盐业可资军用；水路与陆路畅通，物资流通便利，是京师南面极为重要的一座府城。顾祖禹用“京师之南府”“天下之津途”这样的表述，已经隐约点出后来“京南第一府”这种说法的逻辑基础。
从明代行政区划看，北直隶一共八府：顺天、
在道路交通条件还高度依赖河道和驿路的年代，北京向南出行，不论是走水路，还是走陆路，河间府几乎都是绕不开的一站。京城南下，第一座要过的重府就是河间。这种实际位置上的“第一”，与顾祖禹口中的“京师之南府”，叠加在一起，造就了“京南第一府”这一说法的合理性。
有人可能会问，这个称呼到底是从哪一年哪本书里第一次出现的？现有公开史料里，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书面首用，更多像是一种在地理形势、军事意义、交通条件叠加之后，自然而然形成的概括性称呼。用一句略通俗的话说：不一定哪位名人专门封的号，但熟悉直隶格局的人，提起河间府，脑子里很容易冒出“京师南面最关键的那一府”这样的印象。
三、版图伸缩与府名消失
了解“京南第一府”的分量，还得看它实际管辖多大一片地。纸面上的称呼固然重要，但辖境范围，直接反映一府的权力与责任。
明代北直隶的河间府，辖二州十六县。除了河间、献县、阜城、肃宁、任丘、交河、青县、兴济、静海、宁津等县外，还辖景州与沧州两州，而景州下面有吴桥、东光、故城等县，沧州下辖南皮、盐山、庆云等县。这样算下来，河间府的势力范围从内陆一直铺到临海地区，既有农业县，又有盐业重地，兼具内陆与滨海的特点。
清朝取代明朝后，顺治、康熙初年基本沿袭原有格局，河间府的二州十六县设置一度保持不变。变化出现在雍正年间。清廷在整顿地方行政时，出于军事和漕运等多方面考虑，对直隶的府州县划分进行了调整。
顺治十六年，兴济县被裁并入青县。雍正三年三月，原来直属于兵部的天津卫改为天津州，划归河间府。看似是河间府辖地的扩展，但同年九月，天津州升格为直隶州，并从河间府划走青县、静海县。到了雍正七年，沧州升为直隶州，原属河间府的南皮、庆云、盐山、东光四县一并改隶沧州。雍正九年，东光县又从沧州直隶州划回河间府。
折腾了几轮之后，河间府到清末时的实际管辖范围，已经缩减为一州十县：景州一州，河间、献县、阜城、肃宁、任丘、交河、宁津、吴桥、故城、东光十县。与明初的二州十六县相比，辖境明显收缩，但核心腹地仍在河间、献县一线一带，府治也一直没有迁离河间县城。
时间进入二十世纪，清廷覆灭，民国政府开始推行新的行政体系。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划一令》颁布，府、州两级被普遍撤销，全国各地的“某某府”“某某州”陆续从行政区划中消失，改由省直接管辖县。河间府在这一波改革中被废除，而与河间府同城而治的河间县则被保留。
从此以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只说“河间县”，而不再以“河间府”自称。再往后，随着行政区划多次调整，河间县在一九九〇年十月十八日撤县设市，成为今天所说的“河北省沧州市河间市”。
值得一提的是，名字看似简单的变动，背后其实折射了一个时代的观念变化。帝制时代强调州府的层层分治与武备设置，府名往往与“节度”“总兵”等军政机构相连；民国以后，更强调直接的行政管理效率，以省县二级为主。这种改变，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未必立竿见影，但对熟悉老地理的人来说，地图上一大片“府”字同时消失，总归有种时代翻页的意味。
有老河间人在回忆家族旧事时，就提到过这样一幕：长辈指着祖上留下的契书说，“你看，这上面写的是‘河间府河间县某乡某村’，现在可就只剩个‘河间市’三个字了。”旁边的年轻人笑着问：“那以前是不是当官的多？”长辈摆摆手，说了一句：“当官的不知道多不多，这地方当年是京南头一份，这倒是真的。”
从河间郡到瀛州，从河间府到县级市，这块土地上的名字换过几轮，行政级别有升有降，但几个关键节点始终没变：地处诸河之间，长期作为军事通道，扮演京师南面的重要门户。也正因为如此，“河间”这个简简单单的名字，才能在绵延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不至于淡出视野，而“京南第一府”这样的说法，才有足够厚重的历史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