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教育以官学为主，私学为辅，形成了覆盖面极广的教育体系，元代在教育上的成就连明太祖朱元璋也不得不赞叹，“北夷元世祖入主，其文武才能，不求备于一士，可谓之天人矣。
若名能于一艺，当用之。时虽一艺不能备者，则不用焉。当是时，元得一士而立纲纪，明彝伦，半去胡俗，半用华仪，中国得生全者，我汉儒许衡是也。如此者不三十年之间，华夷儒风竞起。人虽不为名儒，昔之不效者，今识字矣。”
也承认元朝在普及教育和发展文化上的贡献。元制规定，在各路府州县都要设置儒学、蒙古字学、阴阳学、医学这四类官学，因此辽阳行省也是有官学设置的。只是处于边疆地区的辽阳行省学校设置较中原地区会晚一些。
辽阳行省地处北方，远离中心区，行政建制变化较多且频繁，多与当时的局势有关，直至元中期辽阳行省的建制才确定下来。《元史·地理志》记载，元代辽阳行省下辖七路一府，即
辽阳路，上路，领县一，州二，即辽阳县、懿州、盖州。辽阳路学，关于辽阳路学最早的记载应为大德八年（1304）《辽阳关帝庙碑》，碑文由“敕授辽阳路儒学教授叶瑞撰并书丹。”可知大德八年（1304）时叶瑞已经担任辽阳路儒学教授。
至顺三年（1333）的《大元国广宁府路尖山单家寨创建大玄真宫祖碑》中记有学官为“将仕郎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理问所知事致仕前辽阳路儒学教授虞元登书丹并篆额”除此之外在一些文人文集中也有提及在辽阳担任学官的人，《长林先生文集序》中记载林希元被举荐为辽阳路儒学学正。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辽阳路学最晚在大德八年就已经建立。
辽阳县为倚郭县，即辽阳路的路治所在地，目前暂无材料提及辽阳县学的内容，因此辽阳县学可能没有单独设立。懿州较特殊，曾升为懿州路作为辽阳行省的省治。懿州在元代的辽阳行省具有较高的地位，元朝对东北的统治重心经历了从大宁路到辽阳路再到懿州路的变化，懿州作为辽阳行省的省治所在地长达五十多年，其行政建制多有变化。
懿州城的设置可以上溯至金朝北京路的属州，下设顺安、灵山二县。世祖时期，懿州的行政区划经常随着朝廷对于东北地区的政策调整而调整，当时最严重的问题当属东道诸王的叛乱问题，懿州又作为预防东道诸王叛乱的重镇，地位有所加强。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以辽阳路之懿州隶辽阳行省，并将辽阳行省的省治迁到
对研究懿州儒学状况有重要意义的材料应为元统三年（1335）《懿州城南学田碑》，碑文由儒学的田宗尹撰写，对学校的学田、经费来源、学员出路等都有很详细的描述。因此可以断定懿州有儒学的设置。
广宁府路，下路，辖
广宁路学，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北宁北镇庙御香碑》碑阳第一句就为：“广宁路儒学学正虞元登撰。”说明皇庆二年（1313）广宁路已有儒学之设。在延祐四年（1317）的《北宁北镇庙代祀记碑》中，记载了参与祭祀的有“广宁路儒学学正马思敬”。至顺二年（1331）《北宁北镇庙御香碑》中碑刻由广宁府路总管府儒学学正董文渊撰写。
至正二年（1342）《北宁北镇庙御香碑》中碑文由敕受广宁府路儒学教授王达撰写，学正逯仁，学录杨世英，教谕古文郁，教谕孙彦良，参与了祭祀。现存至正年间的碑刻较多，顺帝连续几年祭祀北镇庙，其中多有对广宁路学的记载。此外《北镇县志》也有记载广宁路学：“辽金以前无考。元置广宁府路儒学，在广宁右卫西北。明初即旧址设学。”因此可以判断广宁路学应为元代新建，并且最晚在皇庆二年就已经有儒学的设置。
闾阳县学，至正五年（1345）《代祀北镇碑》记载有闾阳县儒学教谕参与祭祀，但其名字已不可考。至正六年（1346）《北宁北镇庙御香代祀记碑》记载此碑由闾阳县儒学教谕张敬书丹。至正七年（1347）和至正八年（1348）的御香碑均由闾阳县儒学教谕董理书丹。因此闾阳县应有儒学的设置。望平县学，儒学学校的设置情况史无明载。
大宁路领一司（大宁路录事司）、七县(大宁、
大宁路是辽阳行省最南端的路，自金朝以来就是儒学较发达的地区。大宁路学。许有壬的《亡兄大理知事公志》就是为悼念死去的哥哥许有恒写作，许有恒曾被举荐为大宁路儒学正，后又被调任大理路军民总管府知事，其在大宁路任上的时间可能比较短暂。《故承务郎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叶先生墓碑》记载叶瑞先任辽阳路儒学教授，后又调任大宁路儒学教授，升将仕郎。
另一位是元中奉大夫淮东宣慰副使王艮之子王仲淮，在大宁路担任过儒学学正，对于他的记载极为有限。最后是孔氏圣裔，名孔之肃，字寅甫，担任大宁路学正。此外大宁路在《元一统志》中记载：“宣圣庙，在大定府东南隅虎臣坊。”大定府为大宁路在金朝的称呼，因此大宁路是有儒学学校的，并且其庙学施较为完备，儒学也应建于虎臣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