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945年8月侵华日军化学战在线地图 来源于《中国现代史地图集1919-1949》， 本地图的比例尺为1:10000000，主编为武月星，并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化学武器又是一种灭绝人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置国际公法于不顾， 对中国疯狂地发动了毒气战，大量杀害了中国军民， 犯下了又一滔天罪行。
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进行的毒气战，是日本大本营既定政策， 是根据日军最高指挥部的命令，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的。 1937年7月7日，中日全面战争一开始，日本大本营立即建立了 毒气实施体制。7月.27日，天皇发布命令，将野战毒气部队第3、 第5营和第1野战化学实验部队派往华北战场。当时， 日军在卢沟桥对中国第29军阵地进行轰击时使用了毒气弹。 之后，日军统帅部根据侵华战争的需要， 陆续向中国战场派遣野战毒气部队，不时下达新的毒气战命令， 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侵华日军的毒气战遍及华北、华东、 华中、华南的16个省（市），380个县（地区）。
从地域看，侵华日军在华北使用毒气更为频繁。究其原因： 一为华北战场外籍人士较少，可避免世界舆论的谴责； 二是华北为敌后战场，日军受游击队的袭击无法应付， 便采用生化武器进行报复。在南口战役中，日军被中国守军重创， 进攻受挫，就对中国守军施放毒气。在1937年9月至11月的 太原会战中，日军多次使用毒气。1938年4月4日， 日军集中了万余人，分9路围攻八路军总部、第129师及部分 国民党军队，在作战中大肆使用毒气。1938年7月， 日军在曲沃地区作战中，共发射毒气弹2200发，施放“红筒” （喷嚏性毒气）12600个，在毒气袭击之后， 迅速向中国守军阵地纵深推进。1938年9月中旬， 日军集中5万余人对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的围攻， 大量使用“红筒”，毒袭宽度达4.5千米，八路军官兵中毒人数在5个营以上。 1939年4月22日，驻河间日军第27师第3团约2000人向齐会进攻， 再次使用毒气弹，致使贺龙师长等500将士阵前中毒。 在1940年8月至12月的百团大战中，每当作战不利， 日军就太放毒气，造成八路军官兵近万人中毒。 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战场用毒近300次， 造成八路军官兵约2万人中毒伤亡。在1941年5月的中条山会战中， 日军用毒在10次以上，中国军民中毒伤亡不下3500人。 日军在1941年至1942年对太行山3次大“扫荡”中频频用毒，向 八路军总部机关驻地施放糜烂性毒气，数周后犹未消除。 日军“扫荡”冀中平原时，各种毒气并用，上千军民罹难。
在华东、华中战场，1937年8月至11月的淞沪抗战中， 日军对中国军队进行了23次毒气攻击。耷徐州会战中， 日军更是频繁使用毒气。此战役结束，日军立即根据作战 中毒气使用的经验与教训，编成《毒瓦斯之使用及战例》在部队中推广。 1939年3月至5月的南昌会战中，日军为保障主力强渡修水， 向中国守军阵地发射毒气弹3000余发，在12千米宽的正面施放 毒气筒1.5万个，中国守军由于中毒伤亡过重，被迫撤退。 1942年5月至8月的浙赣会战中，日军用毒不断， 中国军队中毒伤亡者至少在千人以上。在武汉会战期间， 日军共使用毒气375次，共发射各种毒气弹(筒)48489个， 达到侵华战争中使用毒气的极点，多次造成中国军队成连、 成营、成团的官兵中毒伤亡。在1941年9月至10月宜昌作战时， 日军对进攻的中国军队发射各种毒气弹2500余发，施放毒气筒1万多个， 仅第9、第76师的中国官兵中毒者就达1600余人。在抗战后期， 日军垂死挣扎，在各种作战行动中，仍不断对中国军队大量使用毒气， 如在常德会战中，日军频繁使用毒气进攻，使1800余名官兵中毒。
侵华日军不仅在战场上使用毒气，而且还施毒残害手无寸铁的 中国居民。1941.年1月15日，日军在冀东丰润、深县、 迁安之交的潘家峪用毒气等手段杀害居民1032人。 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河北定县北疃村民为躲避日军屠戮， 藏在村中地道之内，日军竟施放毒气，毒死800余人， 其中大部分为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了提高毒气战的效能， 日军毒气部队竟用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毒气“活体”试验， 受害致死者达3000多人。日军还大肆在我后方和沦陷区 播撒毒药毒物，残害中国民众。
据统计，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约为2154次， 中国军民受毒伤亡的人数达10万人。1945年日本侵略者战败时， 为了“逃避罪责、隐蔽证据”，把剩余的毒剂弹药、毒剂就地掩埋， 继续给中国人民的健康、环境保护造成祸害，迄今为止， 已发现侵华日军遗留的毒剂百余吨，毒剂弹药百万发以上， 造成人员中毒上千起，伤害人数达2000人以上。